马鞍山师范专科学校

2019年04月27日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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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承认,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有的地方在工作中存在简单化和“一刀切”情况,脱离当地实际,撤销了一些交通不便地区的小学和教学点,造成新的上学难;有的地方盲目追求调整的速度,造成一些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教学质量和师生安全难以保证;有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建设滞后,学生食宿条件较差,生活费用超出当地群众的承受能力,增加了农民负担;有的地方对布局调整后的学校处置不善,造成原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等。

    三、校本研究要注重实效性。

    此时此刻,帆梃徐徐升起,整个海心沙岛就像一艘巨轮,带着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向往扬帆起航!

    央视元旦晚会要打“山寨牌”,一度被称为主流文化对山寨文化敞开怀抱的一个标志。但最终元旦晚会放弃了这个决定,似乎说明主流文化对山寨文化仍有排斥之心。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多种文化通过碰撞得到融合,急于对山寨文化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拔高,反而会让它失去自身的活力和力量。2009年,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依然会密切地和人们联系在一起,不过山寨文化究竟价值几何,也许很快会有答案。

    13.望岳 杜甫

    第四、设计丰富的网络化合作活动,可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四是新课程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我们的老师实施起来,形式化的东西充斥耳目,阻碍了新课程标准的真正落实。有的教师把合作作为一种形式、一种点缀,只用一两分钟时间,学生还没有真正进入学习状态,就草草收兵;有的将毫无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合作探究,浪费时间。有的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会倾听、不会合作,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教师缺少组织教学的策略;有的课堂气氛似乎很活跃,其实思维训练的含金量很低;有的重视对合作结果的评价,忽视对合作过程的指导。五是课堂教学手段的使用存在的误区。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课程的推广,多媒体已广泛走进了课堂。但是,对于多媒体如何在中学语文课堂中正确使用,许多老师对其理解还都存在着一些误区。有些会用多媒体的教师滥用多媒体,有些不会用多媒体的教师不用多媒体。

    学校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必须要利用这个阵地对学生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培养。前段时间有专家质疑小学语文教材,说这些课文当中有赞美母亲的、提倡发明的、歌颂伟人的,却极少有童趣、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的课文。甚至认为有的课文价值观陈旧,是用美德在“绑架”孩子。论者还举例说到,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师大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唱歌跳舞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只考虑工程教育领域——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绝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工科,超过三分之一的在校生读工科专业。而这个庞大群体的动手能力,并不是从学识渊博的教授那里得到的。

    仲广群:给我的书写第一篇序的安淑华,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目前“翻转课堂”很时髦,安淑华教授便是美国2013年“翻转课堂”奖的得主。她说,对比仲老师的助学课堂和美国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看似大同小异,但是有本质的区别。翻转课堂的结构是由低到高的认知过程。这种模式翻转了老师讲课,学生吸收知识,通过做作业巩固知识的传统模式。相比之下,仲老师“助学课堂”的课前、课中,学生都在进行高水平的认知。课前精心设计的助学单不仅增强了老师以学为主的课程设计的能力,也给学生一个增强学习主动性、实践性及学会反思的机会。“翻转课堂”不够好的地方在于,它所展示的微视频恰恰是灌输式的。安淑华说:“中国的数学能力在国际上给人的印象是有扎实的基本概念和很强的计算能力,但是创造力不足,仲老师的助学课堂强调了主动性、实践性,更注重学生的活动水平、结构和方式,这对学生提高创造力会有很大的帮助。”

    吴昀的困惑主要因陈琴和郭初阳的两种教学实践而起。陈琴所教的一年级学生因每天坚持诵读,已能熟练地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传统蒙学读物。而郭初阳则强调,中华传统文化要适时而教,不应在孩子没有判断力的时候硬塞给孩子。郭初阳现场执教的《弟子规》也极富冲击力,面对有一定判断力的六年级学生,他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

    “必须承认,这些文章中的确有强调繁文缛节、牺牲个性、男尊女卑等消极落后的内容,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涂可国说,“但是,我还是主张全文背诵,这些作品是顺畅、完整的整体,不应该断章取义。为了让学生正确地理解,需要老师进行讲解和指导。把不好的东西告诉学生,这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判断鉴别能力。”

    [温家宝]:我们还是第一批向国际粮农组织捐赠3000万美元作为援助基金的国家。我们要增加对非洲援建医院和学校的数量,增加非洲到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并且增派医务人员、教员到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 [12:24]

    奉劝那些没有一个“好老爸”的大学生,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别看着别人在花前月下,自己就蠢蠢欲动,别看着别人在通宵玩游戏和上网,自己就可以放纵一下。要知道人家“老爸”已经为他铺好了“成才”之路,你所应该做的是抓紧时间,多多读书,多多实践,学会与人相处。混张文凭容易,但那张文凭到头来并不能证明什么。

     找工作时,看重薪水还是专业对口?

    当然,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对此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大都学历偏低,连高中都没读完,无力参与这种激烈的角逐。对这个更加庞大的群体,政府有责任通过提供技能等培训,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语感是指对语言内容和形式的领悟,语句数量无限,内容无限而形式有限,所以可以从形式入手,教给学生语法知识,让学生通过掌握语法规则、培养语法思维习惯去培养语感。此外,系统的语法知识还可以指导学生自觉地修正自己的书面用语,减少语病,不仅做到词能达意,更能做到词能传情,词能传神。

    最让人心寒的是,过快的评卷速度所带来的大面积扼杀。绝大多数省份作文评分均速每篇只有20多秒钟时间(电脑会自动显示),去年我同事所在的作文评改小组评改最快的教师平均每篇作文只用了17秒!其他题目的批改就更是快得惊人,甚至吓人。去年我就碰到一位,语文17分的现代文阅读纯主观题,到最后最快的教师平均每份卷只用了5秒多钟。而改完一份作文或现代文阅读大题,至少必须敲击6次键盘,那思考的空间还有多大?高考评卷工作组对评卷人员工作的考核主要看评卷速度,每小组最快的前三名分别获得省、市等不同级别的“优”。在一定程度上,你越是认真评改,加扣分有时距离电脑自动显示的平均分就越远,你被自动退回的试卷量就越多,你的评改速度就越慢,每天公布的评卷进度表就更让你难堪,你就越有可能受到评卷小组长的批评。所以,评卷者往往到第二天就掌握了机器评卷的窍门,“闭着”眼睛往平均分打,速度是又快又好!至少,这一点是我评卷用餐时大家交流的真实而又无奈的心得。

    国外一家博物馆保存着一张希特勒的小学毕业照:希特勒站在最后一排的边角上,样子有些自卑,甚至有几分猥琐。根据下方说明文字可知,希特勒在小学时成绩常处全班之末,他因此受到了老师的歧视——上课不提问他倒也罢了,座位也被安排在了最后。小学生希特勒发育较晚,个子小,因此常常要站着听课才能看到黑板。这样的歧视一直持续到拍毕业照——成绩好的同学被安排在校长和老师的周围,而他一如既往地站在角落。希特勒后来做了国家元首,但被歧视的阴影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头:他非常痛恨校长身边那几位学业优秀的同学,而那几位同学偏偏都是犹太人。

  用汉字数字表示年份时常见的差错是:以阿拉伯数字“0”代替汉字数字“〇”。这一差错在2010年出现频率较高。

    现在回头来看,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和任务都是正确的,当年对教育的批评,今天仍然适用;当年提出的改革目标,许多仍然是今天需要解决和面对的。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需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重温和继承80年代的改革精神,推进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三、课程标准的设计思路

    2010年北京理工大学自主招生面试题

    所谓“三位一体”,是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考生。在清华今年首次在浙江省试行的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方案里,按照6∶3∶1的比例,高考成绩、高校综合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三部分最终被折算为考生的综合成绩。

    不少分析人士对读大学,仅仅从个人利益上分析,忘了另一茬。大学教育是国民的重要素质教育。一个人读大学或类似地多读书,是为国家作贡献。一个国家,只有国民素质高了,各方面才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好学的社会,一个好学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在教育负担沉重的情况下,很多人潜心于读书,不仅为了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为国家作贡献。

    阎晶明: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新媒介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难度更大。现在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生活里的故事往往比小说更复杂、更具关注性,一些流行话语也抢了语言精彩的风光,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被挤压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是我们要为短篇这种体裁着急,而是要在文学艺术的角度回应――短篇创作对文学而言还有无价值?读者是否还需要短篇小说?生活里的故事能否典型化?典型化的故事后面有没有启迪人的思想力量?短篇小说的艺术性,特别是在文学语言的美感上能否吸引人?……这些都是需要作家们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的文学评论,对短篇小说创作的扶持力度,都需加强。

    中国大学由官员和院士管理

    与语法知识在解答高考试题中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很多教师,甚至是专家学者却在那儿高喊“淡化语法”,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的教师担忧。

    着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导致大陆教育、科研质量不高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亩产万斤”,不考虑教育、科研的使命。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社会已然形成“强国先强教”的共识。教育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而其中,教师素质的高低是决定这个发展快慢的短板。改革开放30多年,教师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一样,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阵痛,目睹了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面临着社会上的种种诱惑。校园无形的围墙被打开了,学校与社会融为一体:老师的工作不再简单,师生关系不再单纯,师道尊严正在萎缩……中国的师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2)“两地试卷相同”——这条政策先排除了2008年以来自主命题的16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高考移民”,其次是限制了山东辽宁江浙呼南等地颇具高考潜力“异地考生”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孩子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也就是继续延续了大城市户籍考生高考“既定政策利益”。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许涛透露,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完善教师退出机制”。经过前期调研和试测,教育部准备在9、10月份启动试点。根据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和定期注册的办法,准备今年先选择两个省份试点,明年再推动6个省份试点,预计用3年时间成为全国性常态制度。

    孙云晓:我认为还要严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不能搞应试教育,所以小升初考试取消了,但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考试,反而更复杂,学生的负担更重。

    那么,能不能把格破得更彻底一些,比如实行无门槛自主招生、完全由教授说了算呢?就人才发现及教育规律而言,这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实际上,很多科教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的民国时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且相当成功。然而,如果中国现在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却大大地不赞成。为什么?因为权力缺乏监督——在这权钱交易等潜规则盛行、腐败现象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如果高校的入场券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及自由裁量,后果不难想像。

    南方农村报记者多方调查,透视在焦灼、阵痛中前行的撤点并校,探寻改革如何真正实现教育资源优化,让孩子们上好学、读好书。

    “罗燕落榜,和农村学校素质教育缺位有关。”罗燕的老师告诉记者,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有“三少”——课外读物少,供学生上网获得信息的电脑少,经验丰富有特长的教师少。罗燕读小学时,语文和数学课还是同一位老师教授的。像罗燕这样的孩子要在综合素质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必须比城里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2006年,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爆出特大商业贿赂案,兰州大学院长书记两厅级官员利用负责住宅楼萃英花园及该医院医疗综合大楼工程建设项目的职务便利大肆收受建筑商巨额贿赂,涉案金额高达1593万元。此外,还有2006年,南方都市报披露过《教材里的高校腐败案》,短短2个月中,在江苏115所高校中查出有109所学校涉案,共有130多起商业贿赂立案。

    笔者建议,浙江的高考改革,应该在目前基础上进行调整。

    教师每年的各级职称指标数量由当地人事部门下达,再由地方教育局把名额分配到学校和学区,由学校和学区按名额进行推荐报送。有教师反映,有些地方教育局在分配名额时,只是简单地根据学区和学校的教师总量平均分配名额。由于城市和农村学校教师数量不均衡,尤其是乡村学校规模小,教师数量少,造成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职称名额分配的严重失衡。

    应用核磁共振造影技术,可以清楚看到,讲话通常只牵涉到大脑语言处理部分;但在写作时,语言处理部分之外,大脑逻辑处理部分也非常活跃。而逻辑部分主要靠数学训练,你偏科,写文章就会有困难,至少写论说文会有困难。

    三是大学生大多选择在发达地区、高薪部门就业,愿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较少。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国忠指出:“其实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还是很需要大学毕业生的,比如说基层单位、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的技术工作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毕业生也并不过剩!”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不是人才过剩,而是结构性问题,人才过剩只是相对的现象。有一项对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表明,首选到北京工作的高达74.8%,首选去中西部地区的仅有2%。这些毕业生的收入渴望值是每月2000至4000元,低于月薪2000元坚决不干。这就表明大学毕业生有主动不就业的可能性。北京某高校的调查表明,未找到接收单位的毕业生中,准备考研究生、博士生者占总人数的比例高达40.8%。同时,大学毕业生未签约就已就业的大有人在,他们很可能未列入已就业统计。原因可能是单位借口试用不愿签约;从事临时性工作;毕业生自主创业未能列入签约统计。

    目前中小学管理层面上所进行的不尊重法律的、对下不对上的非公正性改革,采取了量化考评制度、砸教师铁饭碗等弊端丛生、扼杀教育生命的措施,把中小学教师都变成了一年或几年任期的打工者,校务公开和民主治校成了一句空话,权力的绝对性进一步增强,喜欢搞“顺昌逆亡”的管理者有了更充足的行政保障,官员们能够以改革的名义随意打破教师生计的稳定、破坏教师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各级教育官员的巨大权力基本上失去了来自教师的制约。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面前,教师们噤若寒蝉,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人格萎缩,缺少做人的尊严。在这种背景下,当面临考验良知和勇气的遭际时,大多数教师选择沉默、苟且或同流合污,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无法认同一些教师为了分数,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名和利,而昧着良心去击穿师德的底线!因为这关乎到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况且教师职业的性质也要求我们尽力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用一颗站立的心灵去唤醒那些沉睡的灵魂。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学生从教育老师开始!

    [温家宝]:但是,外汇储备资金实际上是银行的借贷,不是财政资金。 [11:10]

    设想一种自主招生的模式。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各地都有让老师学习借鉴的师范课、公开课、观摩课,从县到市到省里,这种课层出不穷,老师们学得很辛苦。这些课的形式多种多样,也很新颖,但这种课实际还是忽视了学生这一主体,这时学生充当的是忠实的观众,而不是参与者。这里面体现的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教学思想,有太多的表演作秀成分。因为上课的步骤,是老师根据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设计出来的。每一步骤,讲什么内容,用什么语言组织,用多少时间,都经过老师精心准备,甚至,有一些老师把一些问题都分给了具体学生。

    “像西峡一高发生的学生跳楼事件,学校当然也不想发生,包括学校本身也并不想让学生学得这么苦。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在明知应试教育对孩子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却不得已而为之,经受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但学校又有什么办法呢?”李校长说,“从各级政府对高考升学率的要求还没有变,全省其他学校的做法也都没有变的情况下,单纯地要求一个学校或部分学校马上改变,完全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来,一方面不公平,另一方面当地的政府和学生以及家长也都不会同意。”

    “这种模式,一是给了高校更多量人选才的权力,二是减轻了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如果坚持下去,将会逐渐淡化“分分必争”、“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引导考生将注意力放在平时,以平常心对待高考。”徐宁汉说。

    上榜理由:“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如何让校长们“好”起来,却是很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头痛的问题。成都的做法为各地抓好校长队伍建设提供了一个借鉴。